中醫和儒道文化的關系

　　儒家談天命，倡“生死有命”。史載宋英宗年間，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啼，邵慘然不樂。客問其故，答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是皇上將用南人為相之征兆，更多起用南人，專務變法，天下自此多事也。”客不解，邵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鹢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他們認為自然規律決定社會人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道家講天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認為天道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主宰者。修道的目的在得“至真之道”，即達到順應自然﹑與天合一的境界，以至無生無死，亙古長存。傳說軒轅時的廣成子，居住在崆峒山的石室之中，黃帝曾向他請教“至道之要”，廣成子先是不予回答，過了三個月，黃帝再來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訴他說：“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凈心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提出“守一”、“處和”的修道原則。其用此法修身，至一千二百歲，容顏未嘗衰老。后授黃帝《自然經》一卷。“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終極目標是身與自然化合為一。

　　中醫學在天人關系上，融合了儒、道，不僅認為人體本身是個有機整體，而且認為人與自然和社會也是個有機整體（“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首先，中醫認為人的生理與自然是貫通的。《黃帝內經》里認為心是君主，統率一切心身現象。心以下由肺、肝、膽、膻中、脾胃、大腸、小腸、腎、三焦、膀胱組成，他們分別為相傅、將軍、中正、臣使、倉廩、傳導、受盛、作強、決瀆、州都等官員。

　　其次，疾病與人的社會角色相關聯。中醫認為由于個人所處環境不同，政治經濟地位不同，身心機能和體質特點就會出現差異，進而導致病因病性上的差異。《醫宗必讀》云：“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茍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臟腑恒嬌，藜藿茍充者臟腑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

　　第三，在養生防病中順應自然規律，在治法上遵循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素問》告誡曰：“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最后，中醫學在生命健康、疾病的問題上不僅著眼于人體自身，而且重視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人體的各種影響，故而對醫家提出了極高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