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狂人與梅毒之源

　　1492年，哥倫布不但發現新大陸，也從美洲帶回“天譴”的梅毒，由此綿延西方五百年；貝多芬譜寫《快樂頌》時，正因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奮；美國總統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為嫖妓染上這可怕的疾病；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說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還有舒伯特，舒曼，波德萊爾，瑪麗·塔德，福樓拜，莫泊桑，凡·高，尼采，凱倫·布里森，喬伊斯，希特勒……這些歷史上的天才、狂人，本來風牛馬不相及，但他們卻共同遭受一種疾病的罪與罰——他們都是梅毒患者？

　　在這些隱藏著時代的秘密和病癥的謎團里，作者試圖以梅毒和名人的死亡這個視角來破解人類和大自然的生態結構。今天，梅毒用青霉素很容易治療。但是，在20世紀之前，歐洲與美國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得過這種無法痊愈的慢性疾病。天才、狂人當然也不例外。梅毒患者忍受極度的痛苦與狂喜的興奮，有時沮喪得想要自殺，有時變成妄自尊大的偏執狂，到了末期還會可怕地發瘋。因此，梅毒深深影響他們的世界觀、性行為與人格，當然也影響了他們的創作。

　　透視梅毒侵害人類的歷史，可以折射出野蠻、縱欲、荒淫、戰爭等諸多不文明的鏡像。歷史上出現的這些天才和狂人，也許是上帝擲骰子的結果，也許是有意為之，他想看一看，梅毒這無形的手，如何支配沉重的肉身和飄忽的靈魂？看一看他們如何選擇生與死？如何在梅毒的支配下出現意想不到的創作？

　　歷史不輕易作出結論，學者黛博拉·海頓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結果也并非蓋棺論定，她只是提供一種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種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