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成病人被癌活活“嚇死”

　　何教授表示，臨床至少有兩三成的病癥患者是死于嚴重的心理休克和極度的恐懼、悲觀、絕望等惡劣情感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治療效果欠佳，主因是精神情感不利于腫瘤的治療與康復。此類例子也是屢見不鮮。臨床觀察表明，天天神叨叨的，惶恐不安，時時惦記著是不是轉移復發了，一有風吹草動就茶飯不香、寢食不安者，既怕查體、又怕不查有麻煩的患者，復發率和轉移傾向均大大高于情緒相對穩定的其他癌癥患者，復發率的差異率可大于40—50%。

　　“癌癥性格”并非聳人聽聞

　　早在古代，《黃帝內經》即已把腫瘤之類病的發生、發展與心理因素有機地聯系起來；而西方醫學之父——古羅馬的蓋倫在公元3世紀時，已觀察到抑郁質的婦女比樂觀者更易罹患乳腺癌。現代醫學，更是認識到，腫瘤是種“心身相關性疾病”。社會心理因素促使腫瘤發生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系統這三大方面。

　　某些性格特征的人比較容易得癌癥，這并非聳人聽聞。

　　有些學者把人的性格分為A、B、C、D類型，A型性格的人爭強好勝，B型性格的人容易滿足于現狀，C型性格的人總是強烈壓抑自己的情緒，D型性格又稱“憂傷人格”。其中，A型性格者較易患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C、D型則被認為與一些腫瘤的發生發展較密切地相關。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專家們研究發現：喜歡抑制煩惱、絕望或悲痛情緒的個性；害怕競爭，逃避現實，企圖以姑息的方法來達到虛假和諧的個性；表面上處處犧牲自己來為別人打算，但是心中其實又有所不甘；遇到困難，當時并不出擊，到最后卻作困獸猶斗等悲觀的個性者較易患癌癥。他們把這些個性特征成為“癌癥性格”。

　　不少癌癥病人是被“嚇死的”

　　【案例】前幾年，上海某著名中學的德育老師王老師，平時非常關于做學生思想工作，且廣受好評，曾獲得多次市區優秀教師與思想輔導員稱號。患胃癌3年，治療、預后都不錯，年前去做復查，自我感覺良好，各項指標均正常，主刀醫師也很滿意。但他去B超室檢查時，做B超的年輕醫師，一邊做一邊說“你這個病很容易復發轉移”。之后這位醫師在肝內發現了有異常回聲，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患者：“你肝內可能轉移了。 ”這位德育老師愣了一愣，一聲不響地走了。回到學校整理雜物，回到家中和老母親說要出一次 “長差”，打點行裝，連妻子都不說一聲就走了。

　　親友同事到處尋找，媒體也以學生口吻：呼吁“××老師，我們想您，希望您回來……”可他竟永遠消失了。

　　【分析】 有人認為三分之一癌癥患者是嚇死的。此話雖缺乏流行病學準確的數據支持，卻也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在恐癌文化盛行的中國，由于對腫瘤缺乏正確認識，很多患者的確是死于患癌后的錯誤認知及“心死”后的一連串劣性心身反應。被確診為癌癥后，震驚、憤怒、恐懼、無助這些情緒的出現都是正常的，但經過幾周的心理適應期，不同的人就會顯露出不同的心態，這些心態會影響到治療的過程和預后。事實上，很多癌癥病人從發現疾病到離開人世時間非常短，有的是絕望而拒絕治療，有的是郁郁寡歡選擇自殺，更多的是因為抑郁情緒導致免疫下降，治療無效。

　　何裕民教授說，其實，許多患者不是死于癌癥本身，而是喪命于突如其來的“負面消息”，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從而引起了嚴重的心理危機，甚至心理休克，以致于不救的。所以負面消息的破壞力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

　　不同的性格、病情和治療階段，癌癥患者有不同的心理特征。

　　剛剛得知自己患了腫瘤以后，患者心理與情緒活動異常復雜，主要表現為震驚、否認、埋怨、憤怒、恐懼、無助等。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反應，如果個性堅強、理性對待癌癥，家人朋友又有良好的心理支持，那么這些反應一般在幾個月內慢慢減弱。

　　但有的人會處于一種極度的“絕癥災難”的心理休克狀態之中。有些人則會變得無端生氣，憤憤不平，甚者故意自我折磨以泄憤；有時遷怒醫務人員，或伴侶兒女。很多人常會哭泣、警惕，出現挑釁性行為、沖動行為等，還可能出現生理功能改變。這些人就需要治療腫瘤的同時，得到專業的心理疏導。

　　抗癌明星100%樂觀開朗

　　有人曾對106名抗癌明星做過詳細的調查，想從中尋找其共性的因素。結果發現共性的因素有三條：①他們都接受過完整的正規治療。②他們都具有樂觀的精神。③他們都具有一個良好的小環境，如：家庭和睦，領導、同事非常關心等等。可見，心理因素對預后有著重要的影響。

　　英國皇家馬斯登醫院的M.Wat－son完成了一項 “癌癥患者情緒反應狀況”研究，簡稱MAC。她將患者的情緒反應狀況分成4組，最好的是積極樂觀組，最差的是悲觀絕望組。經過長期觀察，5年后，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當年MAC測試為積極樂觀的一組患者，75％都活過了5年，而當年MAC測試為悲觀絕望的一組患者卻只有25％活過了5年。結果說明癌癥患者的情緒反應狀況對預后影響極大。何裕民教授說，情緒可以影響免疫功能。腫瘤患者的良好心理狀態，還可以通過中樞神經的調節而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糾正機體的免疫缺陷，減輕或阻止放療、化療所引起的免疫抑制，提高并穩定機體的抗腫瘤免疫能力，促進腫瘤的康復。

　　兩類人常康復得最好

　　【案例】 陳先生是一個享受國家特別津貼的高級工程師，在大型國企當總工，承擔了多項重點攻關項目。前幾年因便血不止，查出腸癌，伴有肝轉移。由于他長期接觸化工原料，肝有一定損傷。陳先生手術做完后，沒法做化療，就以中醫藥治療，保肝抑瘤。當時，他對為他治療的何裕民教授提出個要求：有一個有重大意義的科研項目，是他主持的，已干了七八年；再努力一下，2年就能出大成果，他希望能親手完成這項目。何教授明確告訴他，適度合理治療，加上積極調攝生活，應該沒問題。陳先生認真地研究了何教授給他的資料，十分興奮，堅信自己能度過難關，享受天年，于是他積極配合治療。如今陳先生已經70多歲，仍忙碌于科研第一線，肝功能也已完全正常。一直以平常心對待腫瘤的陳先生活到了今天。

　　【分析】根據何裕民教授的臨床經驗，在腫瘤治療與康復中，有兩類人，或者說兩類極端的人，常康復得最好。一類就是文化水平低，或沒文化，但卻有盲從傾向的人，常見于農村老大媽、老大爺之類，或者城市里的馬大哈，稀里糊涂，粗線條的人。在何裕民教授看來，在患者不知情，也無相應恐懼、威脅的情境下，得到了特別的關愛和治療，本即為慢性病的癌癥，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趨于穩定，甚至自愈。

　　第二類就是十分理性，執著的人，一旦徹底想通了，弄明白了，也就義無反顧地走上與癌腫博弈的征程。而且，常常預后大大好于一般人。

　　心病還需心藥醫

　　何裕民教授因為腫瘤是種“心身相關性疾病”，患了腫瘤，以及在整個治療康復過程中，心理、行為及社會因素形影不離地伴隨著患者、家屬及醫護人員。因此，他提出，是到了必須把社會心理干預放到腫瘤防治系統工程中重要一環的時候了。

　　長期的腫瘤臨床實踐和何裕民教授一直從事的心身醫學研究，促使他總結出癌癥“心療”四步曲：釋放壓力，走出抑郁，穩定心理，優化個性。具體的方法有很多，何教授列舉了以下幾項：

　　1、不做無謂的聯想。臨床上，許多腫瘤患者存在著一類錯誤的思維方式——喜歡或習慣于自我聯想，且常常以錯誤的方式自由聯想。比如：如果某項指標“升高”，某處有所不適，一定是癌癥復發或轉移了！肯定需要化療放療了！結果一定沒救了！這就是錯誤聯想的惡果。

　　2、有時，“難得糊涂”更好。好較真常是這類患者的思維特點，而這也是導致他們長期處于高度壓力、壓抑甚或抑郁、焦慮狀態的關鍵。對腫瘤患者來說，有時“難得糊涂”反而更好。

　　3、活在當下。這是句時髦的話，對處于困境的腫瘤患者來說，其意義更為重要。

　　4、要學會及時表達情感，宣泄郁悶。如此，有助于盡快釋放壓力，走出抑郁。

　　5、多結交朋友，取得有效的“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度越高，越容易維護自己的心身健康。患癌的可能性越低，即使患了癌，也容易康復。

　　6、培養多種興趣愛好。要努力培養自己的多種興趣愛好，如種花養鳥、書法繪畫，包括打打牌、玩玩麻將，等等。這些，有助于釋放壓力和壓抑，解郁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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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桌診療意外打造“開心門診”

　　何裕民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腫瘤的臨床診療，到90年代中后期，病人較多，每次門診診室里非常擁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次，他臨時把診室放到了小會議室。由于患者很多，故候診者就都擁進了會議室。這本身是一個尷尬的場面，想不到陰差陽錯，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時候何教授每周兩整天門診，每次約70～90位患者中，八九成是復診患者，其中有五成以上是患癌3～4年以上的接近康復者。由老患者的精神狀態大都積極、樂觀、向上。他們雖文化層次不一，但都樂意主動地幫助別人。這些老患者特別樂于在診室里主動營造積極氣氛。無意中，就形成了一種氛圍，一種良好的、自然的、潛移默化的氛圍。

　　每當新確診的患者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時，老患者常會以自身的經歷為例，現身說法，論證“癌癥并不可怕”。一般候診總得等上2～3個小時。等輪到診治時，前期鋪墊性教育已經完成，而實施鋪墊性教育者又是有同樣經歷的腫瘤“過來人”，整個過程是在非正式形式中發生的。因此，幾個小時等下來的新患者，大都已陰雨轉晴天，情緒大大好轉。所以，在何教授的的診室里，幾十號人，大家開開心心，有說有笑的，明顯地不同于其他腫瘤診室，后來就被病人們笑稱為“開心門診”。其實，癌癥俱樂部就是患者互助、交流的一種良性模式。